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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不停研,导师助研系列之九:于博--有关选题的几点反思与探讨
2020-03-22 17:38   研究生院

编者按: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推出《抗“疫”不停研,导师助研》系列第九期。这一期,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金融学院的于博副教授,跟大家聊聊有关选题的几点反思与探讨。

大部分研究生在展开研究工作之前,都会在选题方面产生或多或少的疑问。事实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寻找一个具有较好理论支撑、较强逻辑创新空间且具有现实可行性的选题,的确并非易事。在选题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可以遵循的一些基本框架或规则,以帮助我们做到自省、自查,进而少走弯路呢?下面,我就个人理解,从两方面提供一些建议。

一、反思你最精确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什么(What is your precise research question?)

首先,一个研究必须做到“两个精确”。一是“研究对象精确”,二是“研究问题精确”。

(1)研究对象要精确。研究对象越具象化,研究意义往往越清晰。因为,你通过研究这个具体的对象能够发现什么、解决什么,会变得非常清晰。这会帮助你了解你这个研究最终的现实价值及其对现有理论有何拓展。遗憾地是,现实中很多同学选题中的研究对象并不精确。例如,研究影子银行或研究杠杆率时,影子银行口径有很多、杠杆率也可从多个维度进行划分,但不同口径、不同维度背后的经济内涵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贡献也会大不相同。

(2)研究问题要精确。你能否在20秒内概括出你的研究问题?如果在介绍你的研究问题前,必须向对方铺垫很多理论、逻辑,甚至文献,以便引出你的问题,那么,这通常意味着你对核心问题的捕捉还不到位。这要么由于你根本没有提出具体的问题,要么由于当前的问题仍旧过于庞大,你还需进一步对其进行分解。一个好的研究问题,通常比较容易转换为一个“一般疑问句”,例如:女性创业者在风险融资中会受到更多歧视吗?你完全不必告诉对方你是研究风险投资(VC)决策的,而且是研究高管特征与风险投资决策间关系的,因为这并不构成问题。但现实中,当我问到很多同学你研究什么问题时,相当多的同学是会告诉我上面这些不必告诉我的信息,这些信息只构成了你的研究对象,并不构成你的研究问题。当你向我兴致勃勃地介绍完这些后,我会礼貌地回复:好的,明白了(啊,ta还没有问题)。

其次,我们通常会去哪里寻找我们的研究选题?

(1)从现有理论和文献中延伸问题。

对此,我以举例的方式来阐述。很多同学关注中小企业信贷歧视问题,此时,你不妨尝试对研究对象的边界进行一定的延伸,譬如将中小企业延伸至初创企业,此时,你会查阅到现有文献大多证实了初创企业会转向风险投资(VC)或私募股权投资(PE)等方式进行融资。于是,问题来了,在初创企业向PE/VC寻求融资时,它们是否也会遭遇某种歧视呢?由于初创企业的风险往往不在于市场,而在于人,即管理者的激进度与未来的风险及机遇密不可分,所以你会很容易将人力资本特征纳入信贷歧视问题的研究视野,于是,诸如“女性创业者会受到更高的融资歧视吗?”之类的研究问题,便会应运而生。

对于很多刚涉足研究领域的同学,在文献中寻找问题需要注意尽可能结合自身的研究兴趣,很多同学反馈没有明确的研究兴趣,此时,我的建议是,你所在学科排名前5的期刊筛选出来,以快速阅读的方式浏览这些期刊近两年发表的文章,从而定位相对感兴趣的文献。这项工作建议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内完成,每天建议预留三个小时,阅读6篇文献。

(2)从现实中找问题。

在现实找问题有两个主要途径:第一,广泛阅读与业界实践相关的期刊,例如,管理学领域中的《清华管理评论》,其中很多文章便从实务的角度给出了业界对很多前沿问题的探索与反思;第二,阅读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面,我依然以举例的方式对第二点进行阐述。

彭博社在2019年上半年曾有过这样一篇报道:“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金融系统中流通着约2000亿美元的欠条,用枯燥的金融语言就叫“商业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不是法定货币,而是一种承诺未来支付的票据。据可获得的最新政府数据,截至2月,中国企业今年已经开出了高达2110亿美元的这种非正式票据,比前一年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如果这些欠条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进行交易,那么中国企业界的流动债务可能更高,并且无法追踪。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围绕着商业承兑汇票(简称商票)的市场,公司在这个市场上根据商票兑现的可能性买卖这些票据。开出商票的公司规模越大、知名度越高,人们认为商票的安全性就越大。如今,开欠条最多的公司之一是中国最大、最知名的房地产企业恒大地产。截止2018年底,恒大集团已经向供应商开出价值近200亿美元的欠条”。看到这类报道后,第一感觉是去研究“谁”在发行商票?例如,是不是规模大的、有集团背景的、房地产类的更愿意通过这一渠道去进行替代性融资?但是,调研一些商票交易所后,就会发现,商票在交易过程中会分为贸易票和融资票。贸易票通常都有真实贸易背景,而占据交易主导地位的并非贸易票,而是融资票,融资票的目的是实现自融,即供货商通常是发票方的利益关联主体,其收到票据后是去票据交易平台进行贴现,贴现后再通过贸易渠道将资金回流到发票企业,参与回流的企业会得到一定的手续费。换言之,这是以“应付票据”方式派生的影子银行。所以,这类影子的规模有多大?风险如何测度,便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反思以下选题要素是否满足

建议同学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自我检查,分析选题能否支撑如下设问。

(1)它重要吗?

当前,管理学及金融学研究的选题具有较强的发散性,体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跨学科内涵。与生物学、心理学、计算科学的融合,使得很多“有趣”的研究脱颖而出。但是,将“研究焦点”放在“有趣”上,是否适合初学者呢?当我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分析师脸型、高管心理创伤等研究中去的时候,是否也应该静下来反思,置身中国的你,是否应该反思究竟哪些研究更值得我们去作呢?例如,至今我们依然很难精确了解地方隐性债务究竟有多少、我们依然难以计算国家层面的宏观资产负债表。前者对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至关重要、后者对于识别宏观杠杆率至关重要。在宏观杠杆率(债务总规模/GDP)的度量中,存量与流量口径非一致问题一直广被诟病,而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将为分母的计算提供比GDP更好的数据一致性。然而,回顾近年来有关“宏观资产负债表”问题的研究,CNKI仅能查到《国际金融研究》(袁志辉、刘志龙,2020年第2期)以及《经济问题》(王晓婷、刘爱红、沈沛龙,2019年第1期)两篇文章。给出上述例子,并非强调有趣的研究不重要,而是希望唤醒同学们——当你决定进入一个领域的研究之前,反复自问这个问题是否真的“重要”非常关键!

(2)它有比较好的理论对话体系吗?

明确你的研究问题究竟要参与哪个理论对话体系,是同学们在开展研究前必须给予充分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它通常位于你研究框架设计的顶端。Barney曾发表过一篇如何撰写引言的短文(Barney,2018,AMR)。在该文引言第一段中,他阐述了这篇教你如何撰写引言的论文所要参与的理论对话体系。他是这样写的:学者们对于如何在顶级管理期刊上撰写并发表理论论文一直很感兴趣(Clark, Wright, & Ketchen, 2016)。一些学者关注理论论文的内容如何影响它们的发表(Corley & Gioia, 2011),如关注是否有创新(Weick, 1989)、是否有趣(Davis, 1971)、是否具有定义明确的结构(Suddaby, 2010)、是否具有清晰的边界条件(Busse, Kach, & Wagner, 2017),以及是否具有能引发争议的影响(Whetten, 1989)……还有些作者关注的则是理论如何在文章中被呈现的(Ragins, 2012),文章宏观结构是否逻辑一致(Fulmer, 2012),文章风格是否与某一特定期刊(Fulmer, 2012)一致……最后,一些作者(Smith & Hitt, 2005)则重点研究学者们发展出有影响力的理论的过程。所有上述所有工作,无论是关注文章内容、呈现还是过程,都为撰写和在顶级管理期刊上发表理论论文提供了重要见解。

上述例子中,Barney用简明而清晰的方式,概括出了这篇文章所要参与的理论对话——如何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你的理论论文。这对同学们的启示在于:展开一个研究之前,你需要了解它所位于的理论体系,并且要能够与该体系中与你当前研究最直接相关的那部分文献进行“对话”。这无疑对于你在下一段中引入一个新的研究议题至关重要。当然,在你真的引入一个新的问题后,我的一个建议是,不要着急阐述为什么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而是先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你觉得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鲜有前人进行研究,并介绍一下你做了什么导致这个研究又重新变得可行了。这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内容,我认为它也是与现有文献体系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个例子: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考察了那些兼具创始人身份的CFO对企业创新决策以及创新路径的影响作用。显然,我们加入的理论与文献体系是“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而我们的特色是研究创始人与CFO这个联合身份特征的影响。但是,在阐述自己的特色之前,我们需要给出为何前人较少关注这个联合身份的影响,以及我们增加了什么条件,让这个研究值得重启。对此,我们的解释包括如下三点:1.在偶发性创新而非常规性创新为主导的时代,一个“非常规话的创新活动”通常与“资本支持(CFO决策)”间的联系没有那么显著;2.CFO出于对职业声誉的担忧以及长期以来接受的风险教育印记都导致他们更倾向于避险,而非去支持高风险性的创新投资;3.若一个CFO本身是企业的创始人,考虑到创始人的风险容忍度通常更高,所以,这导致联合身份特征在原本不太具有研究条件的两个因素之间很可能搭建了存在潜在的联系。加之现代企业制度通常倒逼CFO将管理范围从简单的财务决策过渡到生产性战略决策(如并购),而并购又是大企业实现创新的主要路径,所以,这意味着联合身份特征很可能会对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路径产生影响。

(3)它是真的吗?

很多研究存在效度问题,但这里提到的“真/假”并非指研究的效度,而是意在强调你的研究由于某种的特定情境设计,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很难得到“真”的结论。

举个例子:田轩教授曾用美国银行业改革法案做过Shock,发表过一篇银行业放松竞争管制如何影响美国中小企业创新的文章。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研究。然而,对于同学们而言,我的建议是,在你进入这个研究之前,你必须先去检验并比较一些特征事实——第一,美国中小企业R&D支出中,有多少资金是来自“银行信贷”支持的,中国中小企业R&D支出中又有多少资金是来自“银行信贷”支持的?第二,美国大企业通过并购交易获得的专利数量中,并购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的部分有多少、中国的情况又如何?

如果在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统计分析中,你发现二者存在较大差异,那么,这个研究是否可以平移到中国便是你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假设统计发现美国中小企业创新支出中有2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而中国只有2%,那么,放松银行业管制是否能“真”的能冲击中国情境下中小企业创新,便是一个具有较强特殊性的研究问题,如果研究前提存在本质差异,那么,你凭什么相信你一定能得到那个“真的(正确的)”结论呢?

(4)它的核心结论稳健吗?

现实中,我们研究的大多数关系之间,都掺杂了太多的噪音,而如何有效控制(分离)这些噪音,便成为我们保证研究结论具有可靠性的重要方面。很多同学容易将稳健性理解为只需要变换一下研究周期、研究样本,甚至变量口径就能实现。然而,真正的稳健性来自于你的研究逻辑是否真的完备。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关注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战略变革究竟会产生哪些影响。尽管你可能已经对机构投资者的不同类型作了很好的界定、对战略变革的概念边界也做了很好的界定、对机构投资者发挥作用的传导机制给出清晰的逻辑分析,甚至已经对这一传导的异质性也做了较多的探讨,并且在这些递进式的研究中,都进一步支持了你的核心预期。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研究就结束了呢?

当然不是。同学们必须明白,在诸如A如何影响B的研究中,有很多“噪音”会存在于A与B之间。尽管为了简化描述,我将之称为“噪音”,但事实上,这些噪音的影响是那么大,以至于甚至超过你所分析的那个核心因素的影响。有些时候,这个关键性的噪音还会与你分析的那个核心因素具有某种复杂的关系——替代、互补,甚至中介。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考虑如何在你的研究中通过一些处理来降低(控制)它的威力。

在我们的研究案例中,便有一个重要噪音——企业高管的人力资本特征。例如,很多强势且有战略眼光的CEO(如任正非、张瑞敏、马云……)通常在掌控企业“战略变革”方面,远远比其它外部治理因素(如机构投资者治理)要重要的多。如果你的研究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很可能得到非稳健的结论。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有很多种处理方式,一个相对简单的办法是在机构持股方面寻找一个外生冲击,然后进行DID估计。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由于高管人力资本特征通常是非时变的,因此,DID过程能够有效消除高管人格印记,从而得到机构持股变化(Shock)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可见,好的稳健性检验通常都来源于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全面的审视,而不是简单地从形式上进行某种周期、样本与口径的处理。

当然,就上述研究设计而言,也并未结束。因为:究竟是持股水平的变化通过治理效应加速了变革,还是战略变革反过来影响着持股变动,这一反向因果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5)它的核心假设存在替代性(Alternative)以及补充性(Complementary)解释吗?

这里的重点是想再次向同学们强调,你是否全力审视了你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它是否真的具有逻辑完备性?对于这两个特性,我分别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

替代性解释的案例:曾经和一个研究生探讨有关企业“脱实向虚”的检验问题,他认为“脱实向虚”可以表现为与主业有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向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偏移,而这种偏移会导致在固定投资(Y)与低风险性金融资产(X)之间产生“挤出”关系(回归系数上的负相关特征)。于是我问他: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平滑理论”?——在经济增速下行导致的外生需求冲击下,企业有可能优先降低低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如现金)而去平衡固定资产投资,因为后者的频繁波动意味着更多的调整成本损失。换言之,二者之间的负相关也极有可能源自平滑效应,而非金融化视角下蓄水池效应。然而,当你的模型估计结果确实系数显著为负时,它究竟验证的是你的逻辑、还是某种潜在的替代性逻辑呢?

补充性解释的案例:从哲学角度看,一个问题通常会存在两个侧面——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这也可以用于指导你去反思你的研究。我们的一个研究(于博、夏青华,2019)分析了去杠杆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异质性冲击作用,我们发现由于央企政治约束更强,所以,央企在去杠杆政策冲击下,其杠杆率收缩(治理)幅度反而远远大于那些更不容易被银行偏爱的地方国企。该研究将“政治约束”引入了宏观调控与微观企业财务行为关系的研究之中。但是,反思后我们发现,我们很可能仅仅发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当杠杆率快速下降后,央企生产责任并没有压缩,于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央企维持生产性扩张的资金又将从哪里来呢?这个故事除了有Bright Side,是否还存在某种Dark Side呢?

最终,我们发现:央企虽然在去杠杆政策下更大程度上压缩了杠杆率,但这个杠杆率主要体现在银行杠杆上,而商业信用杠杆以及影子银行杠杆率却不降反升!这既解释了钱从哪里来,又将研究问题的本质从“政策如何冲击企业杠杆率水平”转换为“政策如何冲击企业杠杆率结构”。可见,养成寻找研究问题的补充性解释的习惯,有助于完善研究的完备性。

(6)样本范围设计是否体现了你对研究问题的深层次反思?

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同学们忽视的问题,因为,同样的一个研究预期,在不同的样本下展开检验时,很可能呈现明显异质性。当面对样本不同而导致的结论差异时,我们不该抱有会比的态度,而是应该:第一,反思样本差异引发结论差异背后的逻辑;第二,阐述那种样本在你的研究中是更合理的“天然”样本,并给出原因。对此,我们还是举一个例子。

在研究前述“创始人”与“CFO”联合身份特征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这个问题时,我们对样本的选取进行了一些合理性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按一般的研究那样采用制造业上市企业,那么,由于这些上市企业的生命周期很可能处于成熟期或者衰退期,所以,其创新战略很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即作为因变量Y的企业创新水平很可能在不同截面之前具有较强的不可比性。同时,由于这些企业经营时间通常都较长,所以,得到具有联合身份特征的高管的概率会更低,创始人有更大概率退出或亡故。因此,传统的制造业样本并非天然的最优观测样本,因此,选择这样的样本无益于人为增加了研究的噪音。最终,我们决定以创业板企业为主检验样本。但是,这个设定也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创业板上市企业能否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初创类企业?如果不能,这将限制文章研究贡献的适用性。为了证明联合身份特征不仅适用于解释上市“创业板”企业的研发决策与创新路径选择,还会对所有初创企业的创新决策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我们进一步结合三板市场、OTC市场等不同类型的样本组,再次进行了补充检验,证明了相关结论具有从“样本适用”过渡到“总体适用”的能力。可见,反思什么样的样本具有更好的向总体过渡的能力、反思样本中是否存在人为噪音,是更好地展现你研究结论可靠性的重要议题。

关于样本,一个额外需要指出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对于一个微观金融研究而言,我们经常会考虑在控制区域和时点固定效应的同时,是否还需要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利用reghdfe之类的命令进行上述多重控制,但如果此时你的部分样本企业恰恰只有一年的数据可供使用,则这样的操作会产生人为的选择性偏差——组内去心的过程导致你抛弃掉了那些只有一年的企业。当然,如果你的核心逻辑对这一抛弃过程产生的后果并不敏感,那么还好;若是敏感的,则应该考虑通过只控制区域和时点效应的reg命令进行回归。

(7)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否从动态视角、全局视角进行了完整的审视?

很多时候,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会指向一定的“政策空间”。然而,当同学们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时,务必请你认真反思,你的政策建议是否存在某种全局性缺陷?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有的研究发现加大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可以提高该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水平,于是,政策建议上就从财政支持视角,认为中央应加大对贫苦地区人力资本投入的支持力度。尽管这一结论从局部上看,正向因果关系很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放在全局来看,若贫苦地区的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即没有因为扶贫而停留在贫困地,而是自由流动到生产率更高的地域,那么此时,给与他同样的人力资本扶持,是否会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回报呢?如果这一预期是成立的,那么,我们为何一定要鼓励中央财政将资金集中扶持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不是在允许自由人口流动的同时去扶持生产率更高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呢?

第二,我曾见到部分做影子银行的同学,在政策建议部分指出,影子银行的膨胀是由金融结构以及扭曲化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催生的,蕴含了潜在的金融风险,甚至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提出了挑战。因此,应该着力降低影子银行规模,从政策上看,应该加大金融体系去杠杆的力度。但是,当你提出此类政策建议的时候,你是否仔细做过一下的评估——当去杠杆政策导致金融机构收缩传统信贷,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缩时,如果再将影子银行渠道释放的资金收紧,并导致明、暗两条杠杆均出现共振式下降的话,那么,实体经济资金循环系统的自我平衡机制是否会打破?从现有文献上看,一般性贷款(明的杠杆)下降时,通常企业会转向影子信贷(暗的杠杆),从而导致二者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性关系,即产生所谓的“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互补效应(AER,2018),这是实体经济平稳自身风险的一种内部机制,也意味着不能一味看到影子信贷的风险属性,更应看到影子信贷在保证实体经济存量资本接续上的积极意义以及它在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方面的特有价值!

上述两个例子都说明,政策建议不应仅从某个局部提出,而是应该综合考虑全局,并在权衡利弊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谨慎提出。

于博老师简介

于博,经济学博士,澳门威尼斯官网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项、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独立撰写专著1部。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身份《会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财贸经济》、《财经研究》、《经济学动态》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20篇。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2019年入选“天津市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近年来多次指导本科生在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带领学生荣获“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澳门威尼斯官网“思维盛宴”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澳门威尼斯官网大学生学术研讨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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